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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的呼吁历久而弥新。

但每次呼吁之后,结构反而进一步扭曲。比如,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央已在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要做到城乡、区域、国际国内、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也是考虑了民生领域投资的,但“四万亿”实施下来,原来停掉的一些“二高一资”项目重新上马,GDP增长更加依赖投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扩大,民营中小企业投资受到排挤,房价调整被拦腰斩断,高房价卷土重来,大量农民工的回流使农民收入落差加大。

这种现象初看起来,似乎是原来结构调整的努力被金融危机冲断了,但仔细推敲,还是利益驱使造成的。以原有的结构推进经济更符合地方政府的比较利益,或者说这样的“盈利模式”更可行,而地方政府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力量,地方政府的竞争决定了投资和大规模的园区规划建设模式有比较优势,而竞争政绩下的官员晋升机制更加强化了原有经济结构的内在动力。

现在的情形是,结构调整虽有长远利益,但不是现实的利益选择。如果指望不触及现有发展模式的利益,不经过阵痛,就能顺利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在我看来很不现实。比如房地产市场,北京上海等热点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已造成民众与开发商甚至社会情感的对立,房地产市场政策急需“结构调整”,但住建部却认为当前要维持房价既不大涨又不大跌,这是很矛盾的!住建部如果要推进住房市场的和谐发展,要推进消费内需的持续增长,则非进行大的结构调整不可!这甚至是一场革命,是革现有房地产发展模式的命!既然是革命,就不能以房价维稳为目标啊。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各类文章中,经常要提到渐进式改革,也有人提到了增量改革。即改革尽量不触及老格局的利益,在保持原有格局运作的同时开发新市场、新力量、新模式。比如改革开放不在上海、北京、辽宁拉开序幕,而是选择在偏居一隅的深圳探索市场经济模式。价格改革是在保持生产资料价格的计划控制同时,逐步在一些地区放开产品价格管制。企业改革模式也是在体制内企业外部派生出民营企业,然后通过民营企业逐渐给国有企业增加竞争压力。这样的模式都可以理解为增量上、或者叫边际上的改革,但随着新的发展模式固定下来,要对其进行“结构调整”,我认为增量改革的思维已经不适用了,不可能存在边际上的结构调整了。

因此,如果要真真正正的推进结构调整,就要有触动利益格局的勇气和决心。本来金融危机之前中央已做出利益的结构调整决策,也推进了一些措施,但被应对金融危机的救急思维打断了。本来金融危机是一次结构调整的好机会,会对原有的模式产生强大的外部压力,但我们错失机会了。对比美国应对危机的一些做法,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反思。比如美国金融机构虽然在危机中饱受摧残,但经此一战,美国重新梳理并将重建其金融制度;美国原来透资消费不可持续,现在借机提高了储蓄率,贸易赤字使美国决心推动其出口经济的增长;借新能源革命推动新一轮投资增长,为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注入全新动力;甚至借金融危机的压力推动了其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但中国这个受金融危机影响最轻的国家反而大推投资,进一步加大了投资对消费的比重;国进民退,民间投资受到排挤,国有大企业和政府进一步控制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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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峰

吴志峰

70篇文章 7年前更新

吴志峰,现为国家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博士后,曾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招商银行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期研究宏观经济、资本市场与银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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