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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何时结束?以什么方式结束?对全球经济将造成什么影响?这是时下人们最关注的问题,很难说能做出准确的预测。然而,我们至少可以说,欧债危机将是一场持久战。其原因在于,造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短期无法解决,欧元区缺乏解决问题的基础架构,欧洲政治家也没有拿出治本之策的历史勇气。

一、   没有治本之策

在去年12月初召开的欧盟峰会上,英国断然拒绝缔结新的财政协定;德国拒绝统一发欧元区债券的提议;法国受制于自身能力拿不出有分量的东西。峰会仅在最后关头勉强通过了欧盟26国缔结新条约的提议(英国除外),但这个新药方要发生效力至少还要等到今年夏天。也就是说,德国人施的是缓兵之计,欧洲政治家没有拿出治本之策的勇气。所以,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评论员干脆就说“默科齐并非欧元救主”(默科齐指默克尔和萨科齐的合拼)。

1、欧元的财政支持机制难以真正出台。虽然欧盟峰会致力于缔结新财政条约,似乎回应了市场对欧元缺乏财政支持机制的担忧。但会议成果仅仅是要求各国将“赤字低于3%”和“债务低于60%”写进宪法,违反者将受到欧盟惩戒。且不说这两条标准连德国也经常违反,而且就算真违反了欧盟也不能怎么着。没有类似主权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光是提结构改革提惩罚,那与IMF对拉美债务危机的处理有何差别?但德国人不可能允许对希腊等“落后国家”进行转移支付,因此欧元的财政支持机制不可能真正建立。至于现在的EFSF5000亿资金,以及贷款2000亿给IMF来救火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2、欧洲去福利化步履维艰。欧元区乃至欧盟国家长期的基本问题还在于过度福利化。拿希腊来说,其养老金实际替代率(指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的比率)高达95.7%,在全球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如按男性个人收入中位数来计算,希腊养老金替代率甚至出现倒挂现象(达110.3%),这个制度设计超出了希腊经济发展水平可承受的能力。目前欧洲主要福利国家养老金替代率平均水平已接近60%,高出美国替代率(39.4%20多个百分点,而希腊又高出欧洲平均水平近36个百分点。同时,欧洲人口老龄化形势在全球最为严峻,2010年欧洲老年赡养率(即65岁以上老龄人口相对于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的百分比)高达23.7%,而美国仅为19.5%。到2060年欧洲赡养率将达49%,而美国仅为36.8%。欧洲福利国家虽然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以来已开始改革福利制度,但由于福利刚性、选举政治和选举周期等诸多原因,大多数国家福利改革举步维艰,甚至引发了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可见欧元区去福利化遭遇到民主政治的体制障碍,而且伴随老年化和经济低增长,解决起来更有难度。

3、政治一体化远非一日之功。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具有必然性,要维系单一货币区的货币功能,欧元必须有一个具备转移支付功能的财政支持机制。但能否转移支付,主要取决于欧洲霸主德国。从德国对统一欧洲的长远梦想来说,她对其他国家进行转移支付不是不可能,但必须以其他国家放弃很多主权为前提。比如为配合对希腊的第二轮纾困计划,德国和IMF准备招募160名德国税收专家前往希腊,帮助希腊打击猖獗的逃税行为,但预计这一举动将激起德国与希腊之间的紧张。财政主权的转移非常困难,但欧元区又非常需要更高层次的政治一体化,一定程度上必须从“邦联”走向“联邦”,即建立类似美国联邦政府对各州政府的制度,将希腊等各民族国家演变为欧盟的一个“州”。但真正走向“欧洲联邦”,估计第一个反对的就是作为“德法轴心”之一的法国,而且其他各国在相当时间内也没有做好移交主权的准备。另外,默克尔治下的德国也未必有这个雄心。因此,在较长时间里都近乎不可能。

二、持久战下的救市煎熬

但另一方面,欧元区也难以承受欧元崩溃的代价,无论从哪方面看,欧元崩溃将引起全球经济的巨大波动,甚至使欧洲经济遭受灭顶之灾。甚至,希腊等国退出欧元区也会有大麻烦,法德等国银行由于持有巨额希腊债券将可能破产,从而会造成全球金融市场突然崩溃(试想一下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惊涛骇浪,欧洲几家甚至几十家大银行破产将是什么后果);对希腊来说,退出欧元区有着极其巨大的“货币重置”成本,本国银行可能连片破产,金融市场崩溃,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而且对欧元区来说,如果允许希腊退出,可能只是踢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紧随其后的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并不保证就能顶住。因此原来设想过的“踢除希腊等‘欧猪’、仅保留欧元核心区”的方案意味着难以想象的不确定性和巨大风险。在此困境下,欧洲政治家必须尽全力救希腊,使之留在欧元区并稳定银行和金融市场。

因此,在没有治本之策又必须救助希腊的背景下,我们预期的结果将是:欧元区较长时间内将在长期稳定机制与短期救市政策之间徘徊,市场陷入僵持,即以漫长的痛苦代替短期的崩溃。无疑,欧债危机将是一场持久战。

目前欧债危机的救市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围绕增加银行资本和市场流动性展开,包括要求银行补充资本金,央行推出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等;二是围绕救助希腊展开,包括近日达成的1300亿欧元的纾困计划,争取在2020年之前将希腊债务与GDP之比降至120%;三是围绕防火墙扩容展开,努力将EFSF由现在的5000亿扩大到7500亿欧元甚至10000亿欧元,为未来之需做准备。由于欧盟决策机制的复杂性以及各国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这些救市政策是在反复争议中产生的,常常给人朝令夕改、变化无常的感觉,让人如坠云雾中茫然无所适从。

因此,“欧债危机将是持久战”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它能提醒我们做好心里准备,并对欧盟推出的救市措施和市场表现做出恰当的判断。可以预计,在救市过程中,我们将看到一些有效果的短期政策,比如欧洲中央银行(ECB)推出的LTRO,该操作向银行提供为期三年的低息贷款,由于主权债市场收益率较高,实际上是鼓励银行做息差交易,由此引诱银行向市场注入资金,从而缓解流动性紧张。这些政策属提升投资者信心的正面驱动措施,去年十二月以来市场紧张局面的缓解有赖于这样的措施,但也要看到其本身也具有一定风险(吸引银行做风险投资),欧元区的基本架构问题并没有解决。同时,我们也能经常看到一些反复甚至矛盾的政策和声音,比如德国人反对扩大EFSF的救市规模,虽然已招致欧洲内部的批评,甚至还要即将在墨西哥举行的G20财长会议去做德国人的工作。另外德国内政部长在 22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希腊退出欧元区。德国人的这些声音当然反映了德国不愿意承担过多的救市成本,给救市的前景蒙上了更多不确定性,但也体现了危机持久战下的市场备受煎熬的真实性。

欧债危机已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而且在未来还将继续影响。金融市场的波动,银行偿付困难与流动性危机,资金收缩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政府大幅削减福利与生产性支出,企业经营困难,工人失业收入锐减,人们不得不降低消费水准,进出口贸易大受打击……,如此一连串的影响相互叠加,使危机深入社会各层面和世界各角落,并随着时间的延长固化为生活和思维的一部分。显然,欧债危机影响的大小既取决于持续时间的长短,而且也取决于那种断崖式事件会否发生。目前并不能保证希腊能一直留在欧元区,如果希腊撑不住,更剧烈的市场波动和经济衰退就仍有可能发生。本人对此的判断是:在采取短期救市措施拖延足够长时间后,如果希腊退出欧元的影响能得到适当评估并确认不至产生崩溃性影响情况下,希腊将退出欧元区!(由于需提升竞争力,度过财政支付危机后,希腊也存在退出欧元区的需求),但欧盟、IMF乃至全世界不会允许意大利等欧猪继续退出,那种灾难性后果将会得到避免。

三、欧洲的危机,中国的机会

对中国,欧债危机其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说是机会,并非说中国经济不受欧债危机的拖累。欧盟作为中国的第一贸易伙伴,欧债危机及由此导致的欧洲经济衰退势必影响中国对其出口。但相比出口和GDP增速下降这些负面影响,中国在欧债危机中能取得更多的战略利益,具体表现为:

1、欧洲银行去杠杆化带来的机会。目前欧洲各银行正努力赶在欧盟设定的今年6月这一最后期限之前,将各自的核心一级资本比率提高至9%欧洲银行管理局(EBA)公布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欧洲银行资金缺口1147亿欧元,其中西班牙262亿,意大利154亿,德国131亿,法国73亿,希腊300亿,葡萄牙70亿,奥地利39亿,比利时63亿。这还不包括欧洲银行万一遭受希腊等债券违约而造成的资本金损失。欧元区银行目前管理约30万亿欧元资产,是美国银行体系资产的2.5倍,是欧元区GDP(约9.5万亿欧元)的3倍。如此庞大的银行资产目前急需去杠杆化,由此带来三大机会:一是参股欧洲大银行机会,比如德意志银行需补充资本金32亿欧元,缺口最大的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存在150亿欧元的资本缺口;二是收购欧洲银行资产的机会,欧洲银行正急迫进行“瘦身”运动,未来几年将有高达5万亿欧元的银行资产出售,比如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正考虑出售拉丁美洲等地区的银行资产;而作为买家,马拉松资产管理公司透露它正以六折的价格向某家欧洲银行买入一个资产包;三是欧洲银行区域收缩带来市场空间,比如德国商业银行表示,将拒绝任何与德国或波兰无关的新贷款业务;法国兴业银行则称,正在重审一揽子产品,收缩从并购融资到亚洲的出口信贷等产品线。欧洲银行的退出正给了中国等亚洲银行市场机会,如渣打银行近期表示,该行贸易融资和现金管理业务的平均余额正在“强劲增长”。

2、欧洲经济下滑导致并购良机。需求萎缩,经济下滑,使欧洲一些技术型公司难以支持,给中国企业收购这些技术力量雄厚的公司带来了机遇。欧洲一些公司在全球持有较好的资源,由于受制于需求下滑和财务紧张,给中国公司并购这些技术和资源类公司提供了机会,有助于中国实现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战略。

3、借机建立更紧密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欧洲国家由于公共债务负担重,寻求向中国出售能源企业等国有资产,同时对中国资本投资其基础设施也非常欢迎,如中国在希腊营运港口码头;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对于中国并购其资源和技术类公司比过去更加支持。更重要的是,作为广大亚非拉殖民地的前宗主国,欧洲国家还有可能对中国与亚非拉的合作战略给予支持。如能通过适当的外交途径提升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构建如中国-拉美-欧洲、中国-非洲-欧洲这样的三方合作机制,则非常有利于中国在全球的资源和产业布局,大大加快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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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峰

吴志峰

70篇文章 7年前更新

吴志峰,现为国家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博士后,曾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招商银行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期研究宏观经济、资本市场与银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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