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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然而奥巴马最懂得“扬弃”的辩证法精神，他对布什政府遗留下来的“SED”（战略经济对话）扩大利用，变成了“S&ED”（战略与经济对话），战略从修饰性的形容词变成了名词，中间塞进去的“&”摆明了就是希拉里国务卿。 

中美对话的这种LOGO形式的变化有意义吗？是的，有！形式和内容在这里是统一的。很明显，以前的“SED”会谈，保尔森一开口必谈人民币汇率，攻方和守方泾渭分明，一点都不“战略”，现在会谈 “除了上月球外”的诸多大事，包括中美国际合作、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体系等等，“战略”的内容上升到了主要层面，中方也由“守”转“攻”，主动要求美国承诺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性。

不得不“虚”

对于购买美国国债等资产的安全性，奥巴马一再重申是“安全”的，有“绝对信心”，美国财长盖特纳更是在本次对话中“四次”承诺美元资产的安全。但除了口头承诺，我们没有看到美方有什么具体措施。口头承诺有点“虚”，如果美国到时无力偿债、或美元贬值一落千丈，奥巴马的承诺就是口头支票。

为了提高承诺的可信度，盖特纳继续说“我们致力于采取措施提高个人储蓄率，并努力在2013年前将联邦赤字降至更可持续的水平。”其背后的意思就是希望减轻美国债务水平来缓解对债券偿还和美元贬值的担心，但这句话同样“虚”，因为美国债务降低有很大难度，不是想降低就能降低的。而且这句话也不能当作承诺，到时债还不了还是“还不了”，美元贬了也只能“贬了”

然而我们要理解奥巴马，理解盖特纳。他们也只能这么说，尤其是在媒体上只能这么说。笔者曾建议向美国要求一个黄金期权的承诺，即约定美元真的贬值到一定程度后，或国债价值掉到一地程度后，允许中国用一个确定的价格来购买美国的黄金。但要争取这样的具体承诺显然有难度，除非到了悬崖边缘，美国方面不可能轻易答应。而且即使争取到了，也不可能公开说，不但不能说，而且要作为最高机密。试想想给中国具体承诺了，日本、沙特等债权国还不是闹翻天？而要答应所有的债权国，又岂是美国心甘情愿的？因此，对于承诺美债安全或许只能是口头的，这正是其“虚”的一面。

“虚”中有“实”

似乎是认识到了自己承诺的“虚”，美国方面有意做了补偿，从而使“虚”中有“实”。首先美国不再居高临下说教了。前几次对话，美国代表甫一登场就会挥舞“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旗帜，对中国不是说教，就是指责。这次的美国代表不再有以往的神气，不再有说教的底气，态度平和下来了，双方能平等地对话了。而且，美国似乎也不关心人权的话题了。

其次，不再攻击人民币汇率。以往美国人总会告诫中国不要再操纵人民币汇率，警告中国高估货币不仅对美国和全世界不利，而且对中国可持续发展不利。但这次是否是为了对中国关心美元资产安全性的补偿，美国不提人民币汇率问题了。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大为缓解。

第三，双方都强调改善经济基本面。虽然没有直接的国债安全承诺，但盖特纳保证削减财政赤字，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实行负责任的财政货币政策。这就为美元资产的安全奠定了基础。与此对应，美国也要求中国调整经济结构，更多依赖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这是更具有现实性的。

第四，更加强调在全球经济合作。双方在反金融危机政策措施、经济可持续增长、金融体系改革、贸易投资合作、全球气候与新能源技术合作等重大经济问题协调立场，有助于中国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等关键问题上增强想象力，也有利于全球经济走出危机。而只有全球经济走出危机，只有改革好国际货币体系，才能真正保证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

“虚”的可“信”

只要承诺方有动力去实现承诺，口头承诺就具有可信性。美国的动力在于只有真正采取措施去保证外国投资者资产的安全，美国才能维系其自身的利益。用博弈论的学术术语来说，美国承诺国债安全与中国要求美国承诺安全是“激励相容”的。 “激励相容”使这种口头承诺具有可信度。

美国的救市措施需要继续发债融资，美国今年的发债计划高达2万亿美元，近日即有创纪录的1150亿美元国债发行。然而由于对美债及美元的担心，美债收益率自3月份以来一路走高。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仅在过去两周就反弹35个基点，到达3.67%附近，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今后发债的成本将越来越高。如果不能保证外国资产的安全，如果听任国债跌价和美元贬值，中国等债权人对美国国债就会丧失信心，如果丧失了信心，美国政府就无法通过发债筹集资金拯救经济。

那么美国政府能否稳住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呢？回过头来看历史也许会得到教益。美国内战时期联邦政府财力紧张。为筹措战争经费，林肯政府不得不终止金本位制、通过发行“绿币”融资，印钞机就此开动。然而内战时期加印“绿币”并没有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货币的对外贬值。在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找到的数据是，1865年战争结束时的物价只是1861年水平的2倍。黄金的绿币价格指数以1861年为100，至1879年恢复金本位，整个时期黄金价格指数是收敛的，平均为124.57。也就是说“绿币”时期，通货膨胀不算严重，美元大幅贬值没有发生。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弗里德曼观察到外国资本的流入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说“如果人们预期黄金的绿币价格继续上涨，人们就会把手中的绿币换成黄金或外汇，以便在将来的升值中获利。另一方面，如果人们预期黄金的绿币价格上升之后会回归到之前的水平，人们就会把手中的黄金和外汇换成绿币，以便从将来的黄金低价格中获利。看起来人们的预期更倾向于后者”。因此对黄金价格短期上升长期下降的预期造成投机资本的流入，增加了对美国债券的需求并使其价格上升收益率下降。

弗里德曼这个判断有实证的支持，比如“美国铁路债券的收益率从1861年底到1863年初是下降的，并且1863年和1864年比战前和战后都低。”而有关资本流入的数据更是直接证据，“早在1863年2月荷兰银行就开始小规模购买美国证券”，“从 1863年6月30日到1864年6月30日资本流入显著增加”。1864年联邦政府在战争中的节节胜利“看起来预示了战争的迅速结束和北方的彻底胜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广大投资者去持有绿币资产，尽管当年黄金升水的上涨速度很快”，“这些事情对于恢复美国对英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十分重要”。

也就是说，美国内战时期开动印钞机并没有带来太过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美元大幅贬值，主要是因为外国投资者对购买美国债券有信心。这个结论显然对于今天的美国有重要意义！如果中国等外国投资者对购买外资信心尽失，美联储不得不加印货币来承接外国投资者抛售的债券，那样就会限于恶性循环：即外国投资者越没有信心越抛售债券，推动美联储将赤字货币化和大量投放货币，进而造成对内通货膨胀和对外美元贬值，美元的长期贬值进一步压低投资者信心，更进一步抛售债券，推动恶性循环深化……。

因此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选择，美国都有维护外国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信心的内在动力，这正是美国对中国美元资产安全承诺“实”的一面。

同舟共济

盖特纳用中国成语“同舟共济”来描述中美关系，这是再确切不过的词语。无论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还是在应对国际政治和地区冲突过冲中，中美都有共同利益，需要“同舟共济”。同舟共济实际上就是前面说的“激励相容”的通俗表述。作为最大的债务国和最大的债权国，美国需要中国继续购买国债以支持其拯救经济和稳定金融市场。但另一方面，中国如果抛售美国国债，遭殃的不会只是美国，由于届时国债价格大跌以及美元急剧贬值，中国外汇储备也将损失惨重。

而且，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接近70%，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投资同比增长接近40%、消费增长15%的高位，中国经济仍不敢轻言复苏，其原因就是出口依然大幅下降23%。美国作为中国出口的最大单一市场，没有美国金融市场的回稳、没有美国经济的复苏，中国出口就无法好起来，中国经济就无法真正复苏增长。因此，帮助美国走出经济衰退实际上也在帮助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