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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见2008-12-12《上海证券报》
11月进出口数据出来了。出口滑落的速度异乎寻常,10月份出口增速仍为19.2%,虽然已远低于年初30%多的出口增速,但毕竟仍高达20%,没想到一个月之后,出口就来了个同比负增长2.2%!

显然,中国出口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非常大!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出口商品因为大都属于收入弹性低的生活必需品,因而受金融危机影响不大,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可以休矣!同欧美国家受危机影响先从金融业开始、然后逐渐影响消费进而冲击实体经济刚好相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恰恰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为什么会这样?这同中国的发展模式紧密相关!

人们一般将中国同亚洲的经济模式笼统称为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即制造主要为了出口满足欧美国家的消费,国内经济的很大比例围绕出口制造部门提供相关的生产配套和服务。中国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出口部门迅速告别2001年前个位数的增长,2002年至2007年的增速每年都超过20%,出口额迅速从2001年的2661.5亿美元暴涨至12180亿美元。目前中国出口额居然占到GDP的40%,进出口总额高达GDP的70%。

中国经济这样高的对外依存度,即使放在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环境中也显得特别突出。与日本、韩国由本国企业主导出口产业不同,在中国,外资企业占出口比重占55%,“三来一补”等来料加工型出口额超过总出口额的51%,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比更是高达80%。因此,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实际由外资主导,外资控制设计、采购、品牌和营销渠道,将中国视为制造车间,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这种模式的本质是外资将“中国制造”与“欧美消费”结合起来,笔者将其简单概括为“中国制造、欧美消费”模式,其中外资赚取绝大部分利润(可能达到80%),中国得到的好处是解决了巨大的就业人口,成功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加工制造业转移,从而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但与此同时,这种模式也给中国带来了能源紧张、环境污染以及低端制造难以升级等严重问题。

“中国制造、欧美消费”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认为有内外有两方面原因,外部原因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制造基地。但为何跨国公司只钟情中国,而不是将制造业向印度、巴西、俄罗斯及东欧转移呢?这就需要寻找中国的内部原因了,应该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政府控制资源,包括控制土地、能源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中国以政府的行政力量配合外资来组织利用要素资源。加之中国各地方政府的横向竞争,竞相向外资提供廉价土地、税收优惠、产业配套等政策,更高效地推动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这显然是印度等国所不能做到的。也正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性制度优势与跨国公司掌控全球市场的垄断优势的结合,使“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的外向型经济模式飞速发展、成果显著。

然而这种模式是以欧美消费市场能无限吸纳中国制造产品为前提的。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不断腐蚀消费和整个实体经济,现正在演化为经济危机。如10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至38.0,远低于9月份的61.4点,创下1967年开始汇编指数以来最低点,个人消费支出在2008年下半年连续两个季度下滑,折合年率平均减少3.5%,这是自1950年以来的最大降幅。11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减少53.3万人,是自1974年12月份以来的最高降幅,失业率上升至6.7%,是自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失业剧增、收入预期下降、消费信贷冻结,意味着美国透资消费模式行将破产,美国消费需求将大幅萎缩。

欧洲、美国、日本是中国的三大贸易伙伴,三者累计占中国出口市场的60%。目前欧美日三大经济体已同时陷入衰退困境,其出口市场的萎缩短时间是无法通过“出口目的地多元化”等办法来缓解的。从数据来看,11月中国出口新订单指数暴跌12.4个百分点,仅为29%,主要就是受三大出口市场消费萎缩的影响。受出口订单萎缩传导,整体制造业的新订单数也急跌9.4个百分点至32.3%,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38.8%,比上月再降5.8个百分点。表明中国制造业景气度已大幅走低,在深层次上说明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制造、欧美消费”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本来中央高层早已洞悉到这种模式的风险,因此提出“科学发展观”,旨在提升产业结构、促进创新发展,通过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缓解能源环境危机,来促进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但华尔街金融危机不断演化升级为经济危机,突然冷却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外部需求,从而使中国结构转型在时间空间上的压力突然加大。由于中国的消费需求难以短时间拉动,许多结构改革仍在利益冲突中纠缠不清,大规模的投资刺激可能反而加剧原有发展模式的弊端,因此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发展模式突然中断的风险正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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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峰

吴志峰

70篇文章 7年前更新

吴志峰,现为国家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博士后,曾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招商银行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期研究宏观经济、资本市场与银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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